第831章 文武之道

第831章 文武之道 (第2/2页)

张景惠的蒙古建设兵团司令一职由王相华正式升任，作为人民军内的新星，王相华仍兼16军军长职，可谓后劲十足。他的兵团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刘强东递补。
　　
　　新疆建设兵团司令由牛元峰升任。在张汉卿未来的规划中，各建设兵团的司令将是所在军区的天然新增副司令，以增加其在军队中的影响。
　　
　　这次事变，也有一个上佳表现，那就是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能够很好地控制国家大局，显示了强有力的控制国家能力，从而让文官治国成为可能。
　　
　　此前，军阀混战，有枪就是草头王，就是奉系也是从战场上获得的地盘。当国家统一后，国家大事都是由这些军人将领说了算的。
　　
　　治国与打仗不同，阳刚的军人对于柔性的政治有本能的缺陷，要不然自古为何就有“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之说。在后世，文人治理国家被视为皿煮的象征，而军人干政则是一种政治发展的倒退。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写得很明确：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就是说战争本身是一种极端的政治手段，因而是否发起战争、何时何地发动战争、战争要达到何种目的，理应由政治家----文官来决定，军人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实现这些战略目标。
　　
　　而军人的价值只有在战争中才能体现，军人的军功及在军中的地位是由一场又一场胜利来获得，所以他们对于战争有本能的兴趣，在国家事务或者国际争端中，更多地会以一劳永逸的战争方式来进行。
　　
　　因此军政|府很难摆脱发动战争的诱惑，也就会有比较明显的军国主义倾向。正所谓“文官靠边站，军人要蛮干”，日本军国主义就是一例。
　　
　　这样，国家会沦为战争机器，根本没有调和的余地。历来，军服压倒西服，都是国家取乱之源。
　　
　　从后世中国国家领导阶层的职务可以看出，军方背景的人员在国家事务中的话语权在减弱而不是增强：无论是政治局委员的人数、还是政治局|常委的组成名单，都可以看到这一趋势。
　　
　　但是军队淡出国家事务，并不是不重视它的发展，这要一分为二地看。后世中国对于军队的管理观念，在于军人服从于政治的需要，但并不是削弱它的力量。这从后来经济建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开始增加军费可以看出。
　　
　　会不会由此产生像历史上宋朝和明朝那样“重文轻武”、“以文制武”的弱宋弱明局面？首先要说明，明代有终一朝都不是弱明，即使是末世也还是有许多英勇的将领和能战的士兵，只是因缘巧合造成了让人唏嘘的倒退，努尔哈赤早年也是被李成梁完虐的。
　　
　　明代军事上的败退其实与宋朝有惊人的类似：步兵对阵骑兵，运输限制战争规模或决定战争结果。
　　
　　以宋代为例。宋代军事不给力不是简单的“重文”、“文官外行指挥内行”、“皇帝缩卵”，嚷嚷什么铁血尚武根本毫无意义。
　　
　　什么叫弱？在金面前的晚期北宋和在蒙元面前的南宋倒是算得上弱。但北宋时期，宋仍是彪悍的辽国的大敌，如《辽史》的兵卫志里头还说“虽然，宋久失地利，而旧志言兵，唯以敌宋为务。”宋对西夏更是生死大敌，对青唐吐蕃、黄头回鹘来说就是洪荒巨兽。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宋朝军事缺陷的内部根源在于唐宋变革以来国内庄园农奴制被租佃制取代，大地产衰落，土地集约化程度降低，难以大规模发展畜牧业，其衰落导致整个社会畜力缺乏，进而导致国家在对外作战时后勤运转能力孱弱。
　　
　　而国内的交通运输都大打折扣，使国家对下层控制力以及整体动员能力都大为衰减。宋朝对西夏作战要搞筑垒浅攻而无法大军远征犁庭扫穴，正是一这原因导致。
　　
　　由于人民军创建了大量的军校，中高层军官都具有了一定的文化水平，新生代更有后来居上之势，所以传统意义上的“外行领导内行”已经不符合它的实际情况。
　　
　　张汉卿创建政治部，也并没有取代司令部对军队的指挥权，正是考虑到“术业有专攻”。毕竟，打仗、能打仗、能打胜仗，是军队的第一要务。
　　
　　但是又要防止军队的过度膨胀，需要进行必要的约束，这才是政治部的责任。“跟党走，打胜仗”，正是贯彻“党指挥枪”的立军原则。
　　
　　根据这个想法，张汉卿开始对党、政、军的架构掀起新一轮改革。